劉伯承的“復盤精神”

劉伯承元帥在革命生涯中經常總結戰斗經驗教訓，反思工作失誤不足。每次戰斗總結，都有助於減少部隊犧牲﹔每次自我反思，都提高了黨性修養。這種自省精神，成為劉伯承思想修養的鮮明特征。

又快又好地總結

在戰爭年代，劉伯承總是又快又好地把戰役戰斗的經驗教訓總結出來。這已成為他幾十年軍旅生活中的一部分。每次戰斗一結束，他就立即催促參戰部隊作總結報告，而且要求報告一定要在班排連群眾性評戰果、評指揮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寫出來，力求准確，反對浮夸。重要的戰斗戰役總結，他都親自動手，總結內容包括指揮協同、戰術運用、傷亡分析等方面。今天，翻閱《劉伯承軍事文選》，我們可以發現很多標題都帶有“經驗教訓”“戰術總結”“軍事總結”“經驗總結”等字眼。

1934年9月，針對江西軍區、粵贛軍區和贛南軍區送來的關於諸游擊隊穿過敵人封鎖線到后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報告，擔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總結其中的一些錯誤，以作為今后的教訓。其中首要一條是游擊隊長要政治堅定、行動機警、善於游擊戰術，必須具有創造蘇區及紅軍的決心，不能臨時去一趟就回來。他還總結了一些具體的做法，如穿過敵人封鎖線的路線應選定在山地森林或敵人守備薄弱的接合部，通過時間以入夜下霧落雨之際最好﹔在游擊活動區域應建立和加強黨的組織，密切聯系群眾工作……

百團大戰中的關家垴戰斗過后，劉伯承親自帶領參戰的各旅領導重上關家垴，實地調研。他仔細察看日軍在台地四周所挖的“貓耳洞”，告訴干部們：“別小看這小小的招式，憑我們現有的武器還真難對付。這個辦法我們也可以學。”

淮海戰役打黃維兵團最要緊最吃力，劉伯承一有余暇，就趕緊寫情況報告，指導各部進一步總結經驗，以利於再戰。渡江戰役結束時，他在給毛澤東同志、中央軍委、並華東局、總前委的綜合報告裡，檢討說“未能做好組織工作”，致使作戰部隊渡江后缺乏管理和調度，使得后方部隊、輜重、民工擁擠搶船，耽誤了渡江速度。

反思是具體的

劉伯承的總結反思是具體的，從來不虛無蹈空。1942年3月，在總結太行軍區2月反“掃蕩”的經驗教訓時，他舉例說遼縣的劉二堂帶幾個獵人，一彈一敵，打退敵人“搜剿”部隊﹔而我第三軍分區偵察班在武鄉東垴伏擊敵人，打了20分鐘，敵人無一傷亡。他強調：我們的技戰術要精要專，軍人打槍不精通、不熟練，就說不上是軍人，那是外行。

劉伯承的總結反思是一貫的、持續的。抗戰期間，我抗日軍民經常破襲敵人的主要鐵路運輸線，拆路、斷橋、塞洞、翻車、襲車、消滅敵軍、劫毀輜重……但這些經驗教訓缺少整理，劉伯承認為“可惜！可惜！”1938年5月13日晚到14日晨，我軍民對日軍控制的平漢鐵路石家庄至邯鄲路段，來了一次總的破壞。23日，劉伯承寫下了《平漢鐵路總破壞的經驗教訓》，一共8條，第6條又分5點專門講了使火車脫軌的技術動作和注意事項，非常實用。1940年5月20日，他又在山西榆社召開的干部會議上作了《白晉鐵路大破擊的戰術總結》。他分北段、中段、南段破擊隊，對各兵團完成任務情況進行了戰術講評，指出了存在的問題，最后從8個方面強調了今后在破擊中要提高的戰術問題。10月3日，他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指出“交通斗爭是相持階段奪取戰略優勢的主要手段”。

這些經驗總結，在隨后進行的百團大戰交通破襲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劉伯承仍不滿意。1945年黨的七大期間，他向全體與會人員作了反思檢討，認為作戰中輕視了日軍的鐵路技術和技術裝備：“我們把正太路摧毀了以后，以為敵人3個月不能修復，可是它20天就通車了”“其次就是輕視了它的裝甲火車，輕視了它的新式武器”，表現在戰術指導上，就是較多地採用陣地戰甚至是陣地防御戰的形式，脫離了八路軍當時的條件，招致了不必要的損失。

對打得不好的仗要總結反思，打了勝仗也要總結反思。1946年9月初，劉鄧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取得定陶戰役的勝利，但劉伯承還是對戰術層面的問題提出諸多批評和反思。比如，組織上“頭大腳小”，連隊極不充實﹔協同作戰太差，集中兵力打一點的運用還不夠﹔彈藥奇缺，不能白天作戰等。

劉伯承常說：“打了勝仗只是完成任務的一半，把經驗教訓總結出來，指導以后的戰斗，才算完成了百分之百。”他還要求盡量迅速地將戰斗總結報送上級、下發部隊，要求在下次戰斗中發揚這次戰斗總結中的優點，克服缺點，避免部隊犯重復錯誤。對於這一點，鄧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一文中也說：“伯承善於總結經驗，把軍事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又善於創造性地用理論指導軍事實踐。”

反思是自覺的、深刻的

對於自身工作中的錯誤和不足，劉伯承更是勇於自我批評、自我剖析，其反思是自覺的、深刻的。

回延安參加整風期間，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既肯定了成績，也毫不隱諱地指出了不足。他認為在百團大戰前后，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此外，本著從嚴要求自己的原則，他對減租減息、敵佔區工作等方面也作了檢討。

在黨的七大上，他以整風精神嚴格剖析了自己在軍事工作和軍事思想上的偏差。一個是關於“運動游擊戰”問題，“沒有從戰略眼光來分析問題，而是單純從戰術上來看事”。盡管在這個問題上，劉伯承並沒有造成什麼損失，但他並不放過哪怕只是認識上的一時偏差。再一個是關於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的錯誤表態。他坦言：“由於我政治上落后，單純從軍事觀點，從戰術上看問題，所以對於當時的中央局的負責同志起了支援作用……這個錯誤促使我自己反省。”雖然他在寧都會議后不久，就很快認識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並與之決裂，站到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正確思想一邊，但劉伯承並沒有因為后來的徹底轉變而原諒自己所犯過的錯誤。他在庄嚴的黨代表大會上自我揭短，再次作深刻檢討，可謂達到了“責己也重以周”的境界，贏得大家的掌聲和贊譽。劉伯承逝世后，中共中央致的悼詞中也評價他“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受委屈而毫無怨言”。

（摘編自2025年11月24日《解放軍報》 何雯/文）